梁书》卷二一《王峻传》载，琅邪王氏王峻之子王琮尚始兴王女，以不惠而被始兴王离异。王峻矜持地对始兴王说：“臣太祖是谢仁祖（陈郡谢氏谢尚）外孙，亦不借殿下姻媾为门户。”王峻台词很强硬，但是显而易见，真正的强者并不是王峻本人，而是东晋时的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 《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思伯虽贵重而不骄人，答人问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此为雅谈。由贾思伯之言可见，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懂得有盛必有衰，懂得“衰至便骄”，不衰无须骄矜作态的道理。只不过南朝的那些忸忸怩怩的门阀士族，并不像北魏贾思伯一样，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事实罢了。 唐长孺先生在论及门阀士族衰落和寒人兴起问题时曾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38]入南朝后，门阀士族以妄自尊大其门户地望为好尚，偃仰自高，骄矜溢露，不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这确如唐先生所说，不过是他们感到威胁严重因而“深沟高垒”自固的一种手段而已。我赞同唐先生的卓识，只是想作一点补充，即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自固，不但是为了如唐先生所论戒备寒人的“僭越”，而且是为了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寒人“僭越”必须仰赖于皇权提掖，而且是在门阀士族就衰的时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