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对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和挣脱“现代化陷阱”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逻辑解释作用

告别产业资本阶段的长期短缺，迎来全面过剩之际，随即遇到国际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

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稀缺而陷入“外资依赖”，其主权债务主要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的。

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如果中共在这个战略方向的争夺中作出错误选择，那么对中国这种人地关系过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压力下的基本安全的影响，就会是致命的。

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

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

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

1997年之后农村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应部分归因于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占用农村资源。

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只要在10%以上，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当年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但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消纳社会紧张关系

连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发动群众冲击各级政府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破“土围子”们的这一习性，更逞论后来者“温良恭俭让”地推进的政府体制改革！

人们沿用当年的政府文件语言，约定俗成地称1960—1962年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为“三年自然灾害”。

1993年4月，江泽民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

既然20世纪60—70年代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连续追加投资、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延续的，仍然是五十年代全盘苏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那么随之相应地得以维护和加强的，难道不是原来的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官僚化上层建筑吗？

1974—1976年政府不得不再次以晚年毛泽东的威望动员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

经济危机引起1989年政治风波

世界上任何投机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被如此短期地大规模集中，都会带来这样的规律性后果，中国没理由例外

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

而这两次危机中政府应对措施之最大不同，恰在于2008一2009年的救市投资中较多增加了、并且在事实上延续了2003年以来中央“三农”新政的支农投入，因而，不仅带动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部分修复了农村“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而且在客观上对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产池”起到了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开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历史时期，第一次在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明确了“资本”的地位，提出了“资本要素市场”的概念。一方面，承认资本虽然比实际放开资本市场的1992年晚了5年，但毕竟意味着“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中已经有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内涵。

1997年下半年东亚突然爆发了金融危机。它对中国经济危机的诱发，恰发生在中国处于“告别短缺、进入过剩”的历史阶段性变化的紧要关头！

而各地的“好典型”要么升官要么暴富，最终结果不过是甩下的烂账由中央政府承担，再以各种改革为名把代价转嫁给社会而已。

由此，地方银行体系庞大的呆坏账客观上成为金融部门难以转嫁出去的制度成本，反过来倒逼中央政府在九十年代中期全面地实行了财政甩包袱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进一步推行金融甩包袱式的银行商业化改革。

各地“不准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密集出台，客观上也反映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事实

据公安部门的数据，群体性事件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6万起。此后虽然再没有公开发布数据，但据网上搜到的资料看，2009年已经超过20万起

政策界普遍认同新农村建设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认为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2008年危机发生时，前期应对危机的做法同样是放松资金笼头，同样遇到了资金放不出去的问题，才改成国债投资。

汽车和住房及其相关消费的增长。随后，这种消费品结构性升级从1999年开始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